2023 年 2 月 23 日
孟庆云
目 次
一 扁鹊姓名和生活年代
二 学术渊源和成就
三 扁鹊的著作
四 扁鹊的弟子及扁鹊学派
五 学派的医特点
六 扁鹊在中医学的地位及贡献
扁鹊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立传的医学家。姓秦名越人，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渤海郡郑人（即今河北任丘鄚州镇），家在庐国，又名庐医。受学于长桑君，业成之后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卫、郑、虢、秦等地方。他品德高尚，医术精湛，针药并施，精通内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他以病邪沿经络传入脏腑为针刺治疗的理论依据，创立了脉诊之法，被后世誉为诊断学之鼻祖，由是而揭橥了中国医学史上巫医时代的终结。在中国医学史上，他有七个第一而被后世称道：是第一个有名可考的民间医生；第一个提出“六不治”的应诊规范；第一个树立了“随俗为变”的医德医风；第一个创立了望闻问切和写形的诊法体系；第一个以针药并用实施于治疗；第一个讲套路分程序操作来解决疑难重病的医家；第一个传授一群弟子并建立起学派的医学家。对于他的著述，《汉书·艺文志》记有《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其弟子有子阳、子豹等诸人。扁鹊的学术长期延传，形成了以《难经》为骨干著作，以华佗等名医为代表的扁鹊学派。
扁鹊的生平，主要见于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此外，在汉代以前，还有许多著作如《韩非子》、《战国策》、《鹖冠子》、《韩诗外传》、《盐铁论》、《说苑》等古籍，其中都有扁鹊活动年代的记载。对此，历代学者不乏考证和研究，如依据所列史料所记，扁鹊活动时间达数百年之久，又在我国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分布着十余处扁鹊庙墓，以至于关于扁鹊活动年代的见解至少有多种观点，有多个扁鹊。以此，扁鹊是谁？活动年代究竟在何时？这一历史的悬案成为了解扁鹊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归纳了历代以来古今学者对扁鹊活动的不同观点，涉及年代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春秋初期说。认为扁鹊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人，持此说者如郎需才先生。
第二种是春秋晚期说。认定扁鹊与赵简子是同时代人。古代学者多持此说，当代学者如李亚农、龙伯坚持此说。
第三种观点是战国中期说。认为扁鹊是和秦武王时代大体一致的战国中期，持此说道学者如章次公、卢南乔，主要依据《战国策》。
由以上三种说法可知，扁鹊活动的年代从春秋初期至战国中期，长达数百年，不可能是一个扁鹊的事。上述三家都有各自的史料为据，令人很难选择其一而排斥其他说法。这也涉及到扁鹊称谓和扁鹊其人其事的争论问题。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指出：“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其后，日本明和年间学者藤帷寅于1766年在所著《扁鹊仓公列传割解》中，提出了扁鹊为“良医通称”之说，认为扁鹊原非一人，周秦时代的良医都叫扁鹊。我国陈邦贤、吕思勉等人也赞同此说。在考据学大盛的清代，也有人认为史迁把“传闻异辞”或“喻言”傅会于一人“凑合立传”。如《史记纠缪》作者牛运震说：“窃意太史公传扁鹊，多系传闻异辞或喻言也。”日人丹波元简也补充此说，他在《扁鹊仓公传汇考》中言道：“盖扁鹊必一神医，于是战国辨士，如稷下诸子傅会种种神异之事，或笔之于书，或以为游说之资，故诊赵简子、治虢太子，察齐桓侯，其事之虚实，固不可知矣”，“辨士一时傅会，子长辄凑合立传以实之”。此论近人崔述也赞同，说：“此传以扁鹊医术为主义，相遇之人，杂取传记，多系喻言，此无关于信史。”还有卫聚贤氏提出了“扁鹊医术来自印度”之说法，此说实际是安特生在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变胎，他对“秦越人”的解释是“秦为中国”，“越属印度”，而说“后人乃将各地学西医（指印医）者名为扁鹊”。此论查无实据又自相违伐。
对于先秦有诸多个扁鹊的问题，确系事实，能有此见解也是认识方法的进步。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立传的秦越人的扁鹊，则是一个有姓名、其事蹟能在其他史料中找到佐证腾传众口的名医。《扁鹊仓公列传》中记录秦越人的三个诊籍，病人有名姓，病情实在，治疗全合医理，毫无夸大编造。司马迁对资料的选择是有其历史学原则的。说此三个案例是“凑合立传”、“傅会”、“喻言”，乃是对司马迁引之有据、采之有理、精神材料、秉笔求实的史学作风的歪曲。司马迁记的三个诊籍是按时间顺序而写。诊籍一是治赵简子“五日不知人”，经秦越人治疗从迷睡中甦省康复后，“居二日半，简子寤”，“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扁鹊是应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来诊治的，董安于记录了治病经过。这一活动在《史记·赵世家》也有记载，此外《左传》和《国语·晋语》都有关于董安于生平的记载。赵简子卒于晋定公37年，即公元前475年，董安于自杀于晋定公16年，即公元前496年。扁鹊为赵简子治病当在此前。李伯聪考证，此事约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513年之间。年诊籍二是赵简子之后过虢，治虢太子之尸厥，此治案还见于《韩诗外传》和刘向的《说苑》。此诊籍的医学事实不容置疑。《说苑·辨物》说扁鹊治的是“赵太子”。唐司马贞《史记索引》说：“然案虢后改称郭，春秋有郭公，盖郭之太子也。”因虢国有东虢国、西虢国、北虢国和南虢国的不同，文献中又有古虢国、小虢国等名称，加之“虢太子”又没具其名字，故而二千多年来史家还不能确定治虢太子的具体时间。诊籍三是扁鹊过齐国为齐桓侯诊病，此医事还见于《韩非子·喻老》和刘向的《新序·杂事》，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说此齐桓侯“谓是齐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又说其年代“盖与赵简子颇亦相当”，在齐景公当政时期（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代表新兴实力的田子桓大夫，已经掌握了齐国大权。传到田襄子田和时，驱走了齐康公，自立为齐国国君。但是直到周安王16年（公元前386年）才正式封田和为齐侯。此前，其先祖自称侯才算认定。齐桓侯乃田桓子。其掌权时间约在公元前532年—公元前490年。从三个诊籍的学术内容来看，讲阴阳而无涉五行，五行大兴于战国中期，之后才融进医学的，从这一点也可推测秦越人扁鹊生活的时代应在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他与赵简子、田桓子是同一时代人。
扁鹊的医术承传于长桑君。扁鹊青年时代是宾馆的舍长，宾馆内有位客人名叫长桑君，扁鹊很佩服他，长桑君也认识到扁鹊的人品和才干。相识十年以后，一日，长桑君把扁鹊叫到身旁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古代以医学为“道之大者”的“圣人之术”，如“受师不卒，妄作杂术”或“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者将给病人和社会带来重大危害，因此在授徒传业时非常慎重，《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素问·阴阳类论》中记载，在传讲三阴三阳等重要理论时，要“致斋七日”，长桑君考察扁鹊十余年，才把个人的医疗经验传授给他。其考察内容除观察行为举止外，还要连续三十天饮上池水，上池水是未曾触地的雨水或露水，这是意志的考核。扁鹊求仁得仁，获得乃师真传。
扁鹊从长桑君那里学得禁方，学得针砭之术外，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和当时关于经脉的知识创立了诊断方法。扁鹊的诊断方法，不仅是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还把阴阳学说融会于诊断学中，能“望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可以做到“言病之所在”。他望齐桓侯之色，知病在凑理，五日后又望而知病在血脉，又五日后治病在胃肠，再五日后知病在骨髓，已经失去治疗机会。其预后的判断正应其所言。在“扁鹊已逃去”后，“桓侯遂死”。扁鹊在诊治虢太子时根据询问所失的病情和面色全失、脉息大乱，诊断太子没死，是尸厥证。扁鹊告诉中庶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可用闻诊和切触两股部肌肤之法判断太子没死。司马迁在《传》的最后指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把各种诊法结合起来，又用阴阳、气血、经脉的理论解说症状产生的原因，使诊法上升到理性的层次，建立了诊断学。在他以前，即巫医未分的时代，巫师主要用占断的方法判断病情。《史记索隐》引司马彪云：“诊，占也。”在《易·说卦》中还记述一些占断的规则，如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心病等，这说明诊断是从占断发展而来，扁鹊的诊断则以诊法为据脱却了巫占，使医学和巫术正式分离。以此宣告了中国医学史上巫医时代的结束。
运用诊法诊断疾病，既有症状和理论依据，又能准确地把握，诊断准确率和预后判断远远高于非诊断的随机猜测。与占断相比则是科学与巫术之别，这在没掌握诊法的人看来简直就是神术。此高超的神奇诊断不断地被传诵的患者在传播中增枝添叶，把他望诊能诊断脏腑喻为“尽见脏腑”，进而说成可“视垣一方人”。这些是人们对秦越人扁鹊神奇的科学诊法的赞誉。任何一种科技新技术初问世之时，往往会有这种现象。人们在探索扁鹊何以有这样高超的诊断技法时，没有用诊断学原理解释，却归功于他“饮上池水三十日”。这也是巫医初分时期的文化现象。诊法大大提升了医生的诊断能力，《难经·六十一难》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扁鹊的诊法赋医生以“神、圣、工、巧”。秦越人扁鹊以此成为诊断学的鼻祖。
在诊法中，发明切脉更是贡献厥伟。这一发明启自经络理论。早在上古，名医俞跗就“割皮解肌，诀脉结筋”、“炊灼九窍，而定经络”，开始了对经络的探索。扁鹊在救治虢太子，对虢君论其病情时，阐述到足阳明胃经、三焦及膀胱经及阳维脉、阴维脉，治疗时又循经取三阳五会之穴，可见他针灸经络技艺之冠绝。他又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由表入里传向脏腑，以此论述虢太子“尸厥”（相当于休克）的发病。对于经络，以其行血气以营阴阳之功，既用于诊断，又行于治疗，在此实践中发现了脉的搏动点，肇创了诊治一体的脉诊。是司马迁把这一泽被万代的首创权归功于扁鹊并非虚誉，他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扁鹊以针灸为主抢救虢太子的“尸厥”，起死回生，成为二千多年来医家传习颂仰的典例。他分三段而治，首先让他的弟子子阳，外取三阳五会之穴用针砭为治，使昏迷的病人苏醒；次令弟子子豹以熨灸之法，配合温经祛寒之汤剂，用后病人已能自行坐起；之后又投汤剂20天，调理阴阳，瘥后复元，治虚羸少气，虢太子终得康复。这一分期施治的完整操作，首开中医辨证论治运用“套路”的先河。套路的运用，从方法学而论，最早见于《周礼·考工记》，是中国系统思维的最早应用典例。它把一项工程视为一个系统解析成若干子系统，再按程式逐一完成子系统直至全部完成。这一方法常用于战争谋略、水利（如都江堰）、建筑施工及数学的解方程。秦越人扁鹊把这种系统思维用在抢救危证上，取得成功，是他的成就也是民族智慧的体现。后世人如汉代张仲景，对此继承并发扬，演成辨证论治的操作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特色。
秦越人扁鹊是“为方者宗”，他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被具体记述的“为方”者，长桑君授他以禁方，他能在临床中活用创新。他在抢救虢太子尸厥时，用针刺使太子清醒后，用的是汤药“八减之齐”，即常人剂量的八成，这是因为太子身体虚弱，不耐重剂的缘故。后世医家非常重视这一处方药量的因人之异的思想，称赞医家也每以“扁鹊之方”为誉。汉代陆贾在《新语·术事》中称：“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将扁鹊之方譬之孔子之书。
秦越人扁鹊是一个精通多科的全能医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说他妇科（带下医）、五官科（耳目痹医）、儿科（小儿医）都精通，这也是关于这些专科最早的记载。古代很重视一个医生具有全科能力的重要性，以此才能广大患者解决病困，才可能在行医时，“随俗为变”。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中，用扁鹊为例阐明把握“道术”时“巧”的重要，他说：“无道者，无道术也。医能治一病谓之巧，能治百病谓之良。是故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扁鹊之众方，孰若巧之一伎？”扁鹊之医术及用方，不仅是“治一病之巧”，更是“服百病之方”的良医。
秦越人扁鹊在行医过程中以高尚的医德为广大人民热爱。从社会发展而论，职业道德的建设多在从奴隶制进入到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医者或为巫或为奴隶时难以有很强的医德观念。秦越人生活在中国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春秋战国之交，他本人又是可自由行医者，以其良好的品德和敬业精神，在实践中铸成了他的医德医风。随俗为变就是医德。他在治疗取得成功之后，仍能谦虚和实事求是地对待也是医德。他在治愈虢太子危重症又使之康复而后“天下尽以扁鹊能生死人”时，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他毫不夸大疗效，更没借机吹嘘以自抬身价。这一点也是医和巫的重要区别之一。巫治病时，除用占断、用巫术，用神学解释病源和疗效外，夸大疗效取得病家信认也是巫的行为特征。良好的医德是秦越人的重要医学成就之一。
秦越人建立的“六不治”的医学规范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医事价值。对于秦越人的六不治，司马迁概括道：“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造，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这是司马迁依据秦越人在延医齐桓侯时，针对齐桓侯等人骄恣悖理讳疾忌医，和秦越人及弟子们行医的理念及工作方式所概括出来的。这六不治可以体现出秦越人的诊疗思想，并由他的弟子们继承下来得以薪传，被司马迁搜集和总结。此六不治不仅体现了秦越人和他的学派观点，也成为他们工作的规范，这也是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建立的行医规范，被后世医生们所遵循。秦越人之术传到西汉初仓公淳于意那里，淳于意仍继承有加，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淳于意25个诊籍看，确实恪守“六不治”的应治规范。南北朝医家陶弘景在读《史记》后，认为仓公也大致遵循“六不治”的规范，他说：“仓公有言：病不肯服药，一死也；信巫不信医，二死也；轻身薄命，不能将慎，三死也。”此“六不治”之“信巫不信医”者不治，表明，秦越人的扁鹊他对待医学的鲜明态度。因为，是用巫术治病，还是用医术治病，正是以他为分水岭的，中医学由此告别了巫术医学主宰医疗的时代。在秦越人行医的当时，在赵国就被誉号为扁鹊。也正是由于他的医术高超，才“以其伎见殃”，他在秦国时，遭到太医李醯的妒忌而被杀害。
扁鹊的著述除《难经》之外，还有《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扁鹊外经》、《隋书·经籍志》记载的《扁鹊针灸经》，以及《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等。
《难经》的书名，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最早记载的是《隋书·经籍志》转引梁代阮孝绪之《七录》，著录称“黄帝八十一难二卷”，不著撰人。其后，《旧唐书·经籍志》始称“秦越人撰”。《难经》很早就受到医界的重视，唐代杨玄操称此书为“医经之心髓，救疾之枢机”，早在三国时就有吴太医令李广为之作注，比陶弘景注《神农本草经》、全元起注《素问》都早。但由于《难经》不载于《史记》、《汉书·艺文志》，书中引经设问对理论源流的见解不一等问题，历代以来对《难经》的著述问题有很多争论。
自唐代以降有一批人论证和坚持《难经》为秦越人所撰。台湾刘伯骥在《中国医学史》中广作征引：“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王勃学习《素问》《难经》于长安曹元，历十五月始修毕，撰《黄帝八十一难经序》，详说其原委：‘黄帝八十一难，是医经之必录也。昔者岐伯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六世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华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夫子。曹夫子讳元，字真道，自云兆人也，盖授黄公之术，洞明医道，至能遥望气色，彻视脏腑，洗肠刳胸之术，往往行焉。’（《王子安集》卷四）其所言师承，实无可稽考，但《难经》为扁鹊之所撰，首次说明，《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亦载《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秦越人著，吴太医令吕广尝注之。传《难经》历代只传一人，至魏华佗焚于狱，乃烬余之文，其编次或重经广之手，因不能无缺失，然其文当出三国前，应无疑义。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于扁鹊仓公传，则全引《难经》之文以释其义，传后全载四十二难与第一难、七十二难全文，由此则知古传以为扁鹊所作者，信不诬也。自是杨云操《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赵希弁《读书志》，李駉《难经句解》，纪天锡《集注难经》，吴澄《赠医士章伯明序》，滑寿《难经本义》《难经彙考》，吕复《难经附说》，王祎《青岩丛说》，胡应麟《四部正讹》等皆信《难经》为扁鹊所著矣。”此外，宋代庞安时也持此说（《宋史·庞安时传》）。在当代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都沿习此说。
但从清代乾隆以后，学者们根据《史记》《汉书》没言有《难经》，其书言辞不似《内经》古奥，以及书中还有纬书内容，对《难经》的成书年代，有的认为在东汉之际，也有学者认为成书于六朝，还有的认为是在唐代以后。
认为出于东汉之际者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日本学者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等，他们主要论据是：《难经》中有东汉时才出现的词语；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王叔和《脉经》皇甫谧《甲乙经》曾多次征引其文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说：“《难经》八十一篇，汉《艺文志》不载，隋唐《志》始载《难经》二卷秦越人著。吴太医令李广尝注之，则其文当出三国前。”《中国医籍考》曰：“《八十一难经》，较之于《素问》《灵枢》，其语气稍弱，似出于东都以后之人，而其所记又有与当时之语相类者，若元气之称，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扬雄《解嘲》而至后汉，比比称之。男生于寅，女生于申，《说文》包安注、高诱《淮南子》注，《离骚》章句，俱载其说。木所以沉，金所以浮，出于《白虎通》。金生于巳，水生于申，泻南方火，补北方水之类，并是五行纬说家之言。而《素》《灵》中没有道及者，特见于此经。”当代郭霭春等人出持此论，并认为《中国医籍考》所列的《难经》其成年代在公元190年左右。
清代姚际恒认为，《难经》是伪出，是六朝人（吴、晋、宋、齐、梁、陈，公元222－589年间）所作。近代恽铁樵也持此说，认为在东汉之后。
当代黄云眉先生认为《难经》是唐以后的书，他认为：“《素问》托于唐以前，故张守节《史记正义》得引之，《灵枢》托于王冰，守节当不及引，《难经》又在冰后，则更不得引矣。”“今之《难经》，盖由好事医生，冒《八十一难》之目，杂摭《灵》《素》，盖以荒谬之语而成，此不通之怪书耳。”
因《难经》在梁代阮孝绪《七录》就有著录，在三国时就有注本，故说是六朝和唐时的著作很难成立。黄云眉先生说此《难经》是“冒《八十一难》之目”，因不知《八十一难》之情况，其判断可谓率性不经。
对于《难经》可否称秦越人撰述之事，应该从古代经典著述通例、书籍流传情况和书的内容三方面综合评判才是。
从古代著述通例而论，古代对待流传而后成书的著作，肇发人和执笔者比较，更尊重肇发人，以其溯本崇源署名于肇发人。如《论语》署孔子，《公羊传》、《谷梁传》写定于西汉初而作者仍署名公羊高、谷梁赤。西方古代著作也有这种情形，柏拉图整理完成了乃师苏格拉底的著作，其书署名于苏格拉底。著名医书《希波克拉底文集》非一人一时之作，其现存的60篇著作前后年代相差至少100年，风格、观点也异，但仍署名于希波克拉底。元代史学家马端临在《文史通义》中说：“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又说：“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后定为其家之学，而不复辩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指出在流传中师徒之说混为一家之言的情况。当代余嘉锡也认为，流传的著述有后世之语仍推本先师：“夫上古学古皆由口耳相传，后人推本先师，著之竹帛至周时管、晏诸子犹然，故不能无后世之语。”
在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传》中无《难经》，说明秦越人在世之时尚无著述，但他弟子众多，又传其技艺，其后各世代诸徒不令技艺失传，必将著之帛简，在《仓公传》中就记有阳庆将“黄帝、扁鹊之脉书”等传于仓公淳于意，传中准确记载是高后8年（公元前180年），时阳庆“年七十余”，这就是说，从战国至西汉初，已经有《黄帝脉书》和《扁鹊脉书》了。此《扁鹊脉书》当是与扁鹊有关的著述。《史记》之后，在《汉书·艺文志》还记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隋书·经籍志》记有《扁鹊针灸经》等，如这些书其流传与《难经》有关并其内容属于扁鹊学派的话，就可疏明扁鹊及其学派的著述了。
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考班《志》（《汉书·艺文志》），扁鹊有《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或即今《难经》也。”余嘉锡也认为，《难经》就是《扁鹊内外经》和“黄帝扁鹊之脉书”。
“黄帝扁鹊之脉书”今已失传，有幸的是从魏晋时王叔和的《脉经》中，多处保留了扁鹊的话，可与《难经》比较，探索《难经》的学术源流。在《脉经》卷五有《扁鹊阴阳脉法第二》、《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四》和《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等，此中除有王叔和的概括外，有四段是直接引用扁鹊的话，这些当然应归属于“扁鹊之脉书”，是《扁鹊内经》或为《扁鹊外经》。《扁鹊针灸经》此书也无传本，最早引用此书的是隋唐时的杨上善，他在所著《太素》卷十一曾引用“厥阴之脉”“少阳之脉”“阴阳之脉”等三条，此三条在《脉经》卷五《扁鹊阴阳脉法第二》文中，这也说明《脉经》中无“扁鹊曰”字样的文字，也确有出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扁鹊针灸经》确有其书。
对于《难经》和扁鹊学派学术关系的认识，历代以来有一些论者根据《难经》文本中有“经言”之语，认定《难经》是解释《内经》的书。这一观点一直影响对《难经》的学术定位。
隋代杨玄操首开先河，说《难经》是《内经》的注本。他在《难经集注序》中说：“黄帝有《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穷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首，勒成卷轴，伸演其道；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宋代王尧臣之后金代纪天锡、元代滑寿、清代徐大椿和清代周澄之（《难经本义增辑序》）等也从其说。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教授，在所著《中医文献学》一书中，言《难经》是《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略称，列入“《黄帝内经》著作系统”中。
但是《难经》与《内经》比较，在探讨人体理路上就有重大分歧，《内经》崇尚黄老学派，讲“道”，研究人体从《易经》之“象”而持藏象论；《难经》则不讲“道”而重“形”，主要依实质器官论说脏腑而非脏象。当代万方注意到《难经》的浮、中、沉手法与《内经》三部九候的不同；《难经》命门与《内经》命门的不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在《扁鹊和扁鹊学派的研究》一书中，通过《内经》和《难经》概念体系的比较，两书学术见解相互冲突之处，《难经》所引“经言”不见于《内经》之处颇多，《难经》所指“圣人”并非黄帝、歧伯，以及《难经》所引的“经言”可以为各学派所共遵等五方面的理由，论证了“《难经》一书决非阐释《黄帝内经》之作。特别是对于《难经》的见解与《黄帝内经》的学术见解相互冲突之处的最突出的四点分析，足以说明《难经》渊源自有。这四点是：《难经》的“独取寸口”脉法，与《内经》三部九候遍诊法异；《难经》的左肾右命说与《内经》以目为命门异；《难经》三焦“有名而无形”，与《内经》以三焦有形之物异；《难经》的“关”“格”与《内经》的关格恰恰相反。李伯聪还深入地论证了《难经》是扁鹊学派之作，成书在东汉。
从以上关于《难经》的学术内容，以及其学术的流传和“扁鹊之脉书”包括《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踪跡，可以认为，这些书都是扁鹊学派的著作。在我国古代，是这样对著作署名的：“大凡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按此通则，《难经》及《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扁鹊针灸经》的撰述人，足可署名为秦越人。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秦越人有弟子，在救治虢太子时，“子阳厉针砥石”，“子豹为五分之熨”，子阳、子豹是载于史书有事蹟为证的人物。《韩诗外传》和《说苑》记载，扁鹊治疗虢（赵）太子尸厥时，有五名弟子协助，其名为子容、子明、子仪、子越、子游。对于此五人的情况，因所出史料和司马迁不同，历来有所争论。从文献学而论，《史记》对扁鹊事蹟选择严谨，他没有记述秦武王的医案，说明他不认定战国中期这个扁鹊是秦越人。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已限定战国时期“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对《韩诗外传》和《说苑》这五名扁鹊弟子的身份，还有待新的史料证实。但另一方面从当时情况推测，秦越人扁鹊作为“闾阎医工”的民间医生，在各地行医时授徒可能不止子阳、子豹二人，从司马迁在传中说“后世笔循序”来看，秦越人可能还有更多亲炙弟子和私淑弟子。经当代学者余嘉锡和李伯聪二人的考证，认定著《子仪本草》的子仪也是秦越人的弟子。
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论证了子仪是《子仪本草》的作者，是扁鹊的弟子。还断定《神农本草经》即是子仪所作的《子仪本草经》。李伯聪先生则据汉魏晋时期，《神农本草经》与《子仪本草经》并行的情况，论证了《子仪本草经》早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是在《子仪本草经》基础上增补，修正而写成的。这也是从《子仪本草经》著作演变的线索证实了子仪是秦越人扁鹊的弟子之一。进而推之，子明、子游和子仪同载于一事。《韩诗外传》卷十云：“扁鹊过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鹊入砥针砺石，子明灸阳，子游按摩，子仪反神。”子明、子游与子仪是同一批人，也当是为扁鹊弟子。总之，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记载以及其他可证的史料看，秦越人扁鹊的弟子有子阳、子豹、子仪、子明、子游等五人。
扁鹊也是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开宗立派的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由于学术主旨不同，学说、观点之异，其学术队伍中形成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医学家群体，称为学派。一般来说，一个学派的形成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一个或几个有学术影响有威望的学术带头人，也就是宗师；二是有一部或数部反映这派观点的传世之作，并保持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以其特色，各领风骚；三是一大批跟随宗师的传人，传承持继而相对稳定，在内涵丰富的传承中，以其一定的学术水平领异拨新。扁鹊和他的弟子们就以“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而开学派之先河。
扁鹊独创了脉诊和参伍诸诊诊病，可以“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盐铁论》），《淮南子·人间训》说：“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虽至而后优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 《淮南子·秦族训》还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魇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枚乘《七发》说：“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桓宽在《盐铁论》中也多次以扁鹊法“原医以知政”，《盐铁论·大论》说：“扁鹊攻于腠理，绝邪气，故痈疽不得成形，圣人从事于未然，故乱原无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设而不用。断已然，凿已发者，凡人也，治未形，睹未萌者，君子也。”《盐铁论·相刺》：“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贤圣不能正不食谏诤之君。”东汉王充在所著《论衡》中也多次引用扁鹊之技，《论衡·恢国篇》说：“是故微病恒医皆巧，笃剧扁鹊乃良。”《论衡·别通篇》说：“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扁鹊之众方，孰若巧医之一技？”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等也有以扁鹊之术比拟事理。中国的政界和文化界人士，在谈及明理以治，解危重、治未乱多以扁鹊为例，可见扁鹊和弟子们在汉代以前的影响。
扁鹊和他的弟子们，以其名著《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扁鹊俞拊方》、《扁鹊针灸经》、《子仪本草经》的《难经》等成为汉以前最知名有学派，也是领衔的带头学派。除子阳、子豹、子仪、子明、子游为亲传外，又世代相继，薪火相续。据李伯聪先生的考证，属于扁鹊学派的人物还有汉代淳于意及弟子、涪翁、程高和郭玉、华佗及其弟子、南北朝徐熙、徐文伯的徐氏家族七代人。在传承中代有创新，如仓公淳于意立诊籍成为中医病案学的鼻祖，涪翁著《针经》系统了针灸理论又推广了针灸之术，华佗以手术和麻醉法的创立也卓立于医学史册。
西汉初年崇尚黄老，黄老学派的医家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其《大人赋》云：“厮征伯乔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大兴以后，阴阳五行大行。汉代经学使《周易》称为《易经》，并列为五经之首，又大兴阴阳五行，这些内容也逐渐渗入先秦流传下来的理论著作，黄老学派的医学家和学士，在搜集佚书整理论文的过程，遂把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和方法，由此而产生了汉代版本的《黄帝内经》。从名气和官位而论，最古那个扁鹊也不过是黄帝的扁石之官，故《汉书·艺文志》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排列在《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之前。《黄帝内经》成为黄老一派医家的旗帜，在不断充实中发展。
《内经》一派和扁鹊一派，除都讲阴阳、经络是为相同之外，有很大的不同。如在理论上《内经》易学化，讲藏象，切脉用遍诊法，论病在人体的传变是，从皮毛入，经肌肤到筋脉，到六腑，最后到五脏。扁鹊一派则是理论没有易学化，不讲藏象而讲脏腑实体形器，切脉独取寸口，疾病在人体的传变是从腠理到肌肤，到胃肠，最后到骨髓。《内经》对医学现象和医理的论述虽然细密丰富深刻，但在汉代尚不堪称上峰。《史记》、《汉书》记载的医学家都属扁鹊学派。东汉王符《潜夫论·思贤》说：“治身有黄帝之术，治世有孔子之经。”说明东汉时期《黄帝内经》一派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和提升。东汉末张仲景以自家实践为据，在经方的基础上著成《伤寒杂病论》，由此开拓了伤寒学派，仲景书也吸收了《内经》和扁鹊理论，使其学术和学派有勃然生机。隋唐以后医界对理论的趋同甚强，加之有《难经》是注解《内经》之论和学派间互相吸收融合，致使扁鹊学派很难凸显。李伯聪先生认为最后一位扁鹊学派的医家是南宋著《扁鹊心书》的外科学家窦材。此后虽然难以找到嫡传弟子为学医必读之书，和宋代以后医学考试必考之书了。而扁鹊学派的医术，特别是针灸的补泻迎随等手法一直不辍地传承至今。
扁鹊学派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在实践上，理论上和技术方法上，都取得许多原创性的成就，推动了中医学的飞跃发展。学派在历代传承中，虽然也不断吸收后起学派如《内经》学派的学术等，但本学派仍独步于医林，运际中天。扁鹊学派的医技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端。
一是精研解剖，传承手术
解剖是认识人体构造的基本方法，也是外科学手术操作的依据。古人类在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了自己的生理解构。最初是先从生物身上获得这方面知识的，然后从人体认识自身。这几乎是中外解剖生理学史的发展规律。“解剖”一语，最早见于《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脏）之坚脆，府（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皆有大数。”是说从解剖而认识人体形态构造，进而获得人体生活机能方面的知识。“解剖”一语，文献中也见于儒家解析经义之词，如黄甫谧《高士传》载郑玄事云：“时涿郡卢子干（植）为门人冠首，季长（马融）又不解剖。裂十事，玄思得五，子干得三。”按《说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人类最早从高级动物的身体结构的“取类比象”开始有《比较解剖学》的意识，即《韩诗外传》所谓“其肢体之具，与禽兽同节”的理念。又以远古时代婚葬仪式和刑罚中的解剖生理知识，以及取资于战士尸体之证，已经积累了一些解剖知识。例如《吕氏春秋》记载殷纣王“截涉者而视其髓，剖孕妇而视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黄帝时代医家们已经开始了解剖生理的研究，大医俞跗就曾“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扁鹊学派继承了俞跗以前的解剖学知识，并在所传的《难经》等著作中，详述了五脏六腑的形态，分别介绍了一些脏腑的周长、直径、长宽以及重量、容量等，对于消化道描述尤为详细。例如在《四十一难》论道：“人肠胃长短，受水谷多少，各几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常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指乙状结肠和直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谷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肠胃长短受水谷之数也。”此难中还指出肝重二斤四两；脾重二斤三两；肺重三斤三两；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胃重二斤二两；小肠重二斤十四两；大肠重二斤十二两；膀胱重九两二铢等等。在《四十四难》还以“七冲门”及“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细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故曰七冲门也。”对消化道的要冲做了恰当准确的命名，此外《难经》对咽喉解剖，对体表解剖中五俞穴的命名等的创发，都以精深称著。《难经》讲解剖论生理，和《内经》援用《易经》之理以象论藏而称“藏象”决然不同。《难经》依据脏腑结构和内外联系阐述营卫气血的生成、循行及功能。在《三十一难》所论述的“三焦”，“上焦主纳不出”，“中焦主分别清浊”，“下焦主出而不纳，传导也”是以形位具名的器官。其《三十六难》所论“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此系《难经》的发明，成为后世发展命门学说的始基。
原始人类，与野兽搏斗，战争频繁创伤者多，以手术为主的外科成为医学中最早发展起来的带头学科。最早以砭石刺割行术，伏羲时代已用石镰（又称为砭石、砭镰、石针） ，稍后有骨针和骨刀，《素问•异法方宜论》载：“东方之域……其病皆痈疡，其治宜砭石。”扁鹊针砭并行，针灸并言佐以汤液。外科手术之技传承虽然慎重，但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金属九针和手术刀的使用，从扁鹊传至华佗，手术技巧已达到相当精巧的水平，不仅在针灸上创“夹脊穴”外，其技“若当灸，不过一、二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 华佗的腹外手术最为称绝，若病在腹中，针药不能及，便先令病人饮“麻沸散”，使之如醉无知觉，再行刳割，去其病患。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痊，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这在世界外科学史和麻醉学史上，都是重大的突破。扁鹊华佗之术，传至南宋，有窦材者，初时博览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等诸人方书，后遇关中老医，经指点传习后，掌握了扁鹊华佗之术，自诩“扁鹊第三”于公元1146年著成《扁鹊心书》。他创立了用金属烙铁炲治唇癌，并深知此病是一种难愈之病。窦材以后，再没见有称誉扁鹊学派的名家了。
二是循按经络，创立脉诊
扁鹊循按经络，目的在于诊断和治疗，其中以脉诊之创功绩最大。在王叔和所著《脉经》卷五的“扁鹊阴阳脉法第二”、“扁鹊脉法第三”、“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等论中，保存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言的《黄帝扁鹊之脉书》或《汉书•艺文志》所记述的《扁鹊内、外经》中的某些内容。结合《难经》可知扁鹊学派以阴阳脉法和独取寸口称著，与《内经》的三部九侯诊法、遍诊法大异。
扁鹊论脉知其常而察其变，并配合视色、闻声。如《脉经卷五扁鹊脉法第三》“扁鹊曰：人一息脉二至谓平脉，体形无苦。人一息脉三至谓病脉。一息四至谓痹者，脱脉气。其眼睛青者死。”又“扁鹊曰：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色，不存不亡。不短不长，不俛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扁鹊以三阴三阳六个时间段来判别一日或一年之三阴三阳。一日之三阴三阳是：“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三阴三阳之脉象在一年中应六节而王（旺）：“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动摇六分。王（旺）十一月甲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旺）。太阳之脉，洪大以长，其来浮于筋上，动摇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旺）。……厥阴之脉，沉短以紧，动摇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旺）。”唐代杨上善在注《太素》时，也曾引用《扁鹊针灸经》中的三阴三阳脉论说刺法，可知三分阴阳的思想起源甚早，在扁鹊学派中又与诊脉和治疗结合为用。
《内经》一书虽有气口“独以五藏主”之论（《素问•五藏别论》），又在《素问•三部九侯论》言三部九侯诊法，但这些与《难经》“独取寸口已决五脏六腑”在诊法上、原理上大相庭径。《难经》独取寸口，是在一局部有六脏的定位。体现了脉诊的“全息”思维，不仅取诊部位方便，又以其思路简捷而实用，故而为后世医家接受延传至今。此外，扁鹊脉法的“十怪脉”（虾游、鱼翔、偃刀、转豆、雀啄、屋漏、弹石、悬薄、涌沸、分绝）为死脉，都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具有判断预后的价值。可以说，今日中医之脉诊，虽然经过王叔和、李时珍等人的发扬，但主旨还是承继于扁鹊学派的。
三是合参诸诊，先诊后治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秦越人诊虢太子尸厥时说：“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此语道出秦越人扁鹊诊察病人的手段是：①切脉，②望色，③听声，④写形，⑤言病之所在。切脉是秦越人所创已如前述。望色是望五色，据《周礼》所记载，当时的医师已经应该熟悉“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了。阳庆曾把扁鹊学派的著作《五色诊》传给仓公。此书的部分内容在《脉经卷五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中幸有其遗文，如“病人两目皆有黄色起者，其病方愈。病人面黄目青者，不死。青如草滋，死。病人面黄目赤者，不死。赤如衃血，死。病人面黄目白者，不死。白如枯骨，死。病人面黄目黑者，不死。黑如炱，死。……”在《内经》的《素问•五藏生成篇》论及“能合脉、色，可以万全”时，也有类似的记述：“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显然，《内经》这段文字，是扁鹊学派《五色脉》的精炼浓缩，这也是“五藏生成”只称“篇”而不称“论”的原因之一。在《脉经卷五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中，还有大段论述五色生死之外，还有听声音判病人死生的记载，如：“病人五脏已夺，神明不守，声嘶者，死。病人循衣缝，谗言者，不可治。病人妄言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病人阴阳俱绝，失音不能言者，三日半死。”这些当是《内经》以后称闻诊的内容。秦越人扁鹊因重视形体，诊法中有“写形”，即形体检察，相当于现代西医临床的“体格检查”。值得提及的是，中医学在后世以“望闻问切”四诊为纲目以降，“写形”方面的内容除东汉张仲景用“腹诊”以外，临证写形的意识渐疏，在扁鹊学派淡出以后，“写形”不但没得到的发展，也逐渐少用了。
自秦越人开始，扁鹊学派已经有病名诊断的概念了，例如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有“尸厥”和“支兰”等病名。“尸厥”为卒然昏迷，四肢逆冷。“支兰”为《韩诗外传》列十二种难治之病的“十二发”之一，“十二发”是：“痿、厥、逆、胀、满、支、隔、肓、烦、喘、痹、风”。“支”，《酉阳杂俎》谓“数相从曰支”，指多次反复发作的疾患，“支兰”是反复发作的阻隔病证。在《脉经》中保留扁鹊学派著作中，还见有“气厥”、“瘰疬”等病名。病名的使用，推动了诊治思维的发展，医生在对病人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之后，得依据医理概括出—病名，之后再行术治疗。此种先诊后治的诊治理路是后世辨证论治的滥觞。
四是杂合以治，著书本草
扁鹊学派治病，已经用了砭石、针灸、手术、药剂、导引、按摩、毒熨（药敷）等多种治疗方法。在同一病人治疗用多种方法。如治虢太子用了砭针、熨法、汤剂，是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谓：“故圣人杂合以治，谷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在治虢太子时，使用了“八减之齐（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隋书·经籍志》载有《泰始皇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其中当有扁鹊的方剂，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也言“扁鹊之众方”，扁鹊之方和方书虽未能传世，但从学者们赞扬之语，当知其方之灵效。如王符《潜夫论·实边》：“且扁鹊之治病也，审闭结而通郁滞。”在《韩非子•喻老》中，还记有扁鹊论诊治桓侯的另一个版本：“在肠胃，火齐（剂）之所及也（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为：“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如果史迁所言之酒醪之论再具体为火剂的话，此“火齐”当是附子、干姜之类的温热药，则秦越人的扁鹊，当是现在所谓“火神派”的先祖。
秦越人无本草著作，但其弟子子仪著有称《子仪本草》者。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据《中经簿》载《子仪本草经》一卷；郑康成引《本草》之言注《周礼》；《韩诗外传》中“子仪反神”与《说苑》互证；及陆贾《新语》传达的“古人所用药，即在《扁鹊方》中”等四条证据，论证了“所谓神农、子仪之术者，即指《本草》言之，谓神农传其学，子仪著其书也。”可以说，扁鹊学派对药学的发展也是有卓越贡献的。
秦越人扁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姓可考有传记记载发明创造医学技艺的民间医生。他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公元五世纪左右。社会正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型。那正是孔子的时代，教育冲破了贵族的学在官府，始有民间的私塾。在医学上随着经验的积累，从占断走向诊断，治疗从巫术治疗、随机治疗、简单经验的对症治疗，转向运用脏腑经络学说的理论治疗。治疗的手段也丰富多样，有砭石、针灸、熨法、按摩、方药等。由此，医术取得了广大患者（包括国君层次的患者）的信认。
扁鹊的医术来自乃师长桑君的传授和“禁方书”，他既能灵活地处方，又发挥创造性思维解决危难重病，他运用智慧和技巧救治处于死亡边缘的虢太子。他孤明先发创立了脉诊，同时并用望诊、闻诊、写形、问诊，是中医诊断的鼻祖。脉诊在一千年以后传到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秦越人治虢太子的医案，也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堪称系统完整的医案。
秦越人以高尚的医德彪炳史册，又在行医中确立了自己恪守的规范，这些被司马迁概括为六不治。他还教导弟子并和弟子们构建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既发理法之端，又撷传承之粹，引发出淳于意、涪翁、程高、郭玉、华佗、徐之才世家、窦材等一大批名医，后世的学派都不能与之为匹。
秦越人的生活时代约略早于西方医圣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377年）这正是世界的轴心时代，东西方两大医学体系都构建于此时，都有明确的医学对象、医学理论方法及医学规范。从秦越人的精彩医案和他所创立的诊法来看，秦越人和希氏可谓同耀并辉，妙境同臻，秦越人展示了东方的智慧和才华，灿然可征。美国的戴维斯·克瑞思托法已经把扁鹊写入了美国的外科教科书，扁鹊的木刻雕象竚立于SASNAK大学医史部的厅内。
秦越人扁鹊以其功绩被后世尊为医学圣人，清代黄元御把他与黄帝、岐伯、仲景并称为“医家四圣”。学者多以精意华赡之文论述其医术，明代吕复评论诸医首起于扁鹊，说：“扁鹊医如秦鉴烛物，妍媸不隐；又如奕秋对敌，着着可法，观者不能察其神机。”可谓意到辞畅。医生们以“讲和缓之余论，寻越人之遗方”激励自勉。在全国各地为扁鹊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陕西固城有一座扁鹊城，其后该地还建有扁鹊观，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在魏时山东卢城有扁鹊冢。在诸扁鹊名胜中，以河北任丘县鄚州镇者最为宏大，有扁鹊庙、扁鹊墓、扁鹊故宅等遗跡，又把一座山命名扁鹊山，将扁鹊庙前的一座大石桥改名“回生桥”。历代王朝追褒先贤，也封祭扁鹊。北宋仁宗时封扁鹊为神应侯，并在开封建扁鹊庙。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又称扁鹊为神应王。在明代，将北京三皇庙改为先医庙，主供伏羲、黄帝、神农，两庑列历代名医28位，扁鹊为东庑第一位。扁鹊为药师和医师们所崇拜，据《太上无极洞慈真元天心室忏》所载，扁鹊的生日是4月28日，医药人员在此日烧香祭祀，并尊扁鹊为天医星。
《史记》对秦越人的记述，特别是他被嫉妒他医术的秦太医令李醯派人刺杀而死，令人扼腕叹息。数千年来，在各地扁鹊庙宇墓碑等纪念地，留下了很多赞誉诗文，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敬仰和爱戴，如元代王磐在河北内丘鹊山留有《扁鹊墓》诗云：
昔为舍长时，方技未可录。
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
天地为至人，既死不能复。
先生妙药石，起死效何速。
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
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腑。
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
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
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缘。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诗人以诗诵扬扁鹊，也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他的热爱之情，扁鹊的医德医术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
2．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
3．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