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2 月 25 日
一、“废止中医”派的组织及代表人物
上海医师公会于1925年11月1日成立，该会名义上是职业团体，不是学术团体。在近代中西医之争中该会的骨干成员一直是“废止中医”派的中坚，是历次“废止中医”舆论和政治行动的策源地。当时以余云岫为首的废止中医派开始认识到全国中医界的力量比较强大，在民众中的中医医疗习惯比较深厚，呼吁西医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医界。这时一大批废止中医论者恰好集中在当时的经济商业和舆论中心–上海，这就是上海医师公会成立的社会背景。该会的成员先后主办过《新医与社会》、《社会医报》等刊物，除介绍一般西医常识及协会的会务活动外，攻击中医的文章均先在这些刊物上发表。
上海医师公会的发起人为：余云岫、汪企张、蔡禹门、庞京周、徐乃礼等。首届会长余云岫。该会一直被废止中医派牢牢控制，是反中医色彩最浓的组织。
全国医师联合会于1929年11月9日成立，余云岫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该会职员中无一不是激进的废止中医派，而且以上海医师公会的成员占绝大多数，此后这个全国性的西医职业团体又成了西医联合对抗中医界的组织。
余云岫简介：余岩（1879－1954）字云岫，号百之，浙江镇海人。青年时入浔溪学堂学习，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1911年回国。1913年再次赴日本大阪医科大学，191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开业行医。1929年出任南京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废止中医案”。1934－1939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1950年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1954年病死于不完全性肠梗阻。余氏以医学革命为口号，主张废止中医。1917年著《灵素商兑》，为他全面批判中医的第一作品。此后不断发表文章，分别编入《医学革命论》一、二、三集中。解放后著有《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刊行。余云岫攻击中医说：“不是夸口，我若挂起中医的牌子来，恐怕可以做成上海不可多得的有名中医，说不定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医。……我的门庭一定比现在更加兴旺。夺了旧医的饭碗，恐怕旧医还要来亲近亲近。”“讲到新旧两医，那一重门户能够限制我，他们喜欢谈气运，我就同他谈气运，他们喜欢谈易理，我就同他谈易理，穿房入户升堂入室，连旧医的厨房、亭子间、屋顶、地下室都走到，简直可以说没遮拦，还什么界限可分、门户可争呢？所以这部书是旧医的入室操戈、心腹大患，不是单单向着旧医骂山门的伎俩”。《医学革命论初集·自序》上海余氏研究室1950年出版。
“你若不去向他们攻击，他们永远不会变迁。……现在弄出一班不三不四、不上不落的医生来是最能够混乱青紫、颠倒黑白，最是流毒社会。这都是你教坏的，你拼死攻击旧医，结果是教训他们寻出一条生路。旧医骂你实在是以怨报德，应该立个长生牌位供养你才是”。余云岫《医学革命论集·自序》第二版。
“现在国医们的心中暗里也知道，医学是非挂上科学的招牌不行。于是乎就说五行生克也是科学，说金克木是肺病传染于肝的意思，土生金就是脾胃强了肺也可受好影响。……总而言之，国医们闭着眼睛说，横着心胡闹，无非是扰乱是非，颠倒黑白，搅得混乱黑暗方才可以落脚，方才可以鬼混下去。若是弄得水清沙白，那班牛鬼蛇神是没有容身的地位了。大凡不干正经的人专靠胡乱两个字来生活……”汪企张《二十年来中国医事议》余云岫序。
余云岫因为学过中医，又在日本留学多年，所以他向中医挑战自称没有哪个领域不敢打到的，连中医的厨房、亭子间、屋顶、地下室他全敢一一过招。他攻击中医淋漓尽致，语言尖刻，煽动性极大。
二、“废止中医”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并抢占南京，不久开始粉饰太平，1928年南京政府召开教育会议，1929年初又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作为国家“太平”的标志，即所谓“训政”时期的开始。然而这次会议却使民国的卫生界大乱了十年。
1929年2月23日－26日，南京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出席人员有诸民谊、颜福庆、伍连德、余云岫等14人，与会者没有一个中医，西医中除元老外便都是铁杆废止中医派。会议提出了四个提案：①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云岫提）。②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③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④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这四个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主要内容有三条：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底为止。
乙：禁止旧医学校。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这就是习惯上说的废止中医案。
以上四案虽合并为一，而实际上余云岫的提案概括了其它三案。余氏提案中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其提案第二条说：“取缔反动宣传，”说“眼红耳热，动曰火旺，烦躁易怒，辄称肝气，严格言之，都属反动，……应明令禁止……”。又说：“一、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二、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之宣传。三、禁止旧医学校”。余氏还另外拟了“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当时的会议上，除一个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此案一出，全国震动，中医药界空前大觉醒、大团结，紧急大动员、大联合，开展了名垂青史的反“废止”斗争。余云岫后来曾多次解释说，他的打算是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并同时培养西医。但如果他的提案强令执行，则中医将被立即消灭，而且南京政府是有意要这样做的。
中医药界对这个提案的反应极迅速，未经此案正式宣布，已形成全国沸腾的局面，数日之内，反废止之风潮遍及全国，而且召集会议提出对策，连余氏和南京政府都感到出乎意外。
三、中医界反“废止”的斗争
南京中医药界立即鼎沸，上海市中医协会常务委员夏应堂、殷受田、朱少波等立即致电南京卫生部，坚决反对，并将电报登在2月27日《新闻报》上，作为告中国中医同志书。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了一期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正式将废止中医案公布，一时气氛非常紧张，开始剑拔弩张，短兵相接，几天之内全国中医团体质问南京政府的信件和电报数不胜数，致电反对的还有各大城市的药商团体，全国商会联合会亦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各界对中医药界的要求多数表示同情。
在大造舆论的同时，上海中医协会召集全沪医药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张赞臣首先倡议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时间定在3月17日。他们将开会的通告在上海最大的报纸新报、申报上发表，同时以快邮代电通知国内各重要的中医药团体和学校。结果会议按期举行，声势非常浩大，到会有15个省、131个团体、262人。大会有的口号喊出“打到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中国医药万岁”等等。3月17日，全上海的中医中药界罢工休业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全力支援大会，抗议南京政府。这次大会提出了不少提案，最主要的有请求中医加入学制系统；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定3月17日为国医节；立即派代表赴京请愿等。三天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19日闭会后，推选谢利恒、陈存仁等六人赴南京请愿。当时正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未接见代表，也未表态，国民党要员谭延阎、薛笃弼等接见了请愿代表，薛讲了一些安慰的话。南京政府为息事宁人，答应废止中医案暂不施行。
谁知一波未平风浪又起。请愿后一个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布告“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卫生部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废止中医的部分主张又付诸实施了。教育部的通令中说：“各国通例，医士培养年限较长，必须毕业于大学或专科，并在医院经过相当时期之实习者始准开业。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以符合名实。此项传习所既不在学制系统之内，亦无庸呈报教育行政机关立案”。这个布告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为此，全国中医药界十分愤慨，于1929年12月1－5日在上海再次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到会的有17个省及南洋、菲律宾等地共223个团体、457位代表，规模及声势比三月会议更大。会议的重要议案有：要求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一律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中医教科书；争取社会舆论等。会议推选请愿代表23人，另推选程调之等4人。通过这次会议，中医药界更加觉醒，更加团结，声势也更浩大。南京政府见事态扩大，不好收场，于是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文官处的名义发函撤销教育、卫生两部的布告，这样请愿代表欣然而归。谁知这是缓兵之计，过了三个月，教育部又推翻了这个承诺，而蒋介石身兼教育部长。
南京政府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既不满又忌恨，因为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都很雄厚，又与政界、军界有着各种联系，动辄通电全国，号召组织力很强。南京政府于1929年10月23日命令该会修改会名及章程，该会坚决抵制，后来1931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以该会不符合法律而强令解散。这个组织虽然名义上不存在了，但仍领导着全国反废止的斗争。
1934年1月22日国民党四中全会开幕，全国中医药界代表方富建等54人赴南京请愿，全国中医药界停业一天，表示声援和支持。当天南京市中医药界参加请愿的人数达2600余人，分别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会场、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前列队高呼口号，提出以下要求：①平等中医待遇；②速宣布立法院通过之中医条例；③取消不准中医设立学校之命令，并拨专款办理一切中医建设事业。
四、 反废止斗争的成果－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研究院
1930年左右，国民党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南方又发生了倒蒋的军阀战争，蒋介石又要调集兵力去围剿苏区红军，而这时中医药界的反废止斗争又扩大到全国和国外，矛头直指南京政府，因此，社会舆论对国民党很不利。由于这方面的很大压力，国民党既不想承认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又要缓和中医药界的情绪和社会舆论，稳定大局，于是就批准成立了国医馆。
成立国医馆的提案是1930年1月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提出的，这个提案搁了几个月后突然被国民党要员看中，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会议第226次会议上，谭延阎、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7人提出了这个提案，同年南京政府文官处第389号公函答复。“奉谕，事尚可行”。这是指蒋介石的意见。
为什么国民党一些要人会提出此案？一方面他们多是国民党元老，但不是蒋的心腹，他们借中医以自重，以遏制蒋介石。二是怕中医药以及整个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如不采取安抚措施，会激化生变。三是一群人确实有意支持帮助中医。其中以焦易堂、陈立夫、陈果夫、于右任、冯玉祥为代表，焦政治上与冯玉祥接近，为立法院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从30年代到抗战末期，他一直作为中医药界在国民党上层的代言人。陈立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坚定的支持中医派。于右任是清末进士，大学问家，国民党元老，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30多年。他在1946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国防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中医不应由西医把持的卫生署管理。他打比喻说：“如果以基督信徒管理全国和尚，试问此对不对？”妙语一出，举座皆惊，拍手称是。
中央国医馆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半行政的特殊组织，是一种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的畸形机构。南京政府给它的经费名义上是每月5000元，但从第二年开始就减了一半。到抗战时期停止。这是清末至新中国建国以前我国的中央政府给予中医药的唯一的财政支持。但是，这几个钱只能支付几个文职人员的薪金。所以，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办不起训练班，只好可怜地靠各地分馆和各地中医药界的接济来维持。它既无行政管理权，又无学术领导权和事业经费，所以一直无所作为，也没有办法有作为。
中央国医馆成立于1931年2月15日，理事长一直由陈立夫担任，馆长一直由焦易堂担任，副馆长为陈郁、施今墨，1938年抗战开始后，国医馆再未开展活动。
1932年，立法院宣布要成立“中医研究院”，其宗旨是以科学方法与技术来研究中医，此院直属内政部，中医界的目的也是想以研究院来与卫生部抗衡，因为卫生部既不管中医又反中医。但是，这时的中西医之争已卷入国民党上层的派系斗争，汪精卫控制的行政院不同意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而内政部又归行政院管，所以中医研究院在解放前只是一纸空文。
五、 反废止斗争的重要产物－－中医条例
国医馆成立后，焦易堂等先从上层活动，联合了石瑛、陈立夫、陈果夫、邵立子等2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起草了“提议制定国医条例拟责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由石瑛为首在1933年6月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60次会议。西医条例早在1930年就公布了，故提此案在当时是引之有据言之成理的。
在这场废止中医的斗争中，国民党上层主废派的领袖人物是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他曾说：“中医的存在，有辱国体”。另一个是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他在1928年首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把中医教育列为取缔对象，成为余云岫等人废止中医的先声和政策准备。
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将此案批给行政院的内政、教育两部审议，当时坚决反对中医的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自然通不过，行政院于6月27日在第112次会议将此案否决。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将此案转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审议，而焦易堂正好当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了此案，这样一来行政与立法两院各不相让，相持不下，因此中医条例仍无法颁布实行。
南京政府为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孙中山之子），讥讽公布国医条例，有关“国内人民生命，国际体面……恐非中国之福”，叫孙科不要公布实行，但这封原信被《医界春秋》杂志的主编设法得到了，并予以公布揭露，又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使汪精卫非常被动。按照常理，立法院通过后行政院就必须公布执行。但汪精卫以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相要挟，不准通过；立法院院长孙科也气急败坏地以辞职来恫吓，非要通过，两边大闹一场，针锋相对谁都难以取胜，这样闹了近一年。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冯玉祥联合国内国外代表32人提出“提议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此案义正词严，有理有据，加上孙科、两陈、焦易堂等一大群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亦感到没有托词，于是这项屡经难产并引起两院干戈的中医条例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公布。
六、 反思
废止与反废止的斗争，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有着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并涉及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它是在我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医学和庞大深厚的传统医学并存与撞击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中西医学术思想体系上的矛盾是造成论争的内因，而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全盘西化思想的出现，国民党政府的崇洋政策，以及废止中医派长期把持着卫生主管部门，是造成斗争的外因。但是，全国中医药界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不仅敢于同学术偏见和文化围剿作坚决斗争，同时敢于同当时取缔中医的政府作直接斗争，几十年前赴后继，终于保存了国粹，保存了珍贵的祖国医药文化遗产。
6.2中医药界必须精诚团结，自尊自强。从清末到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以及当时西医中的一部分人，消灭中医之心不死，或者从行政管理上限制、削弱中医；或者从学术上攻击、围剿中医；或从医疗市场上与中医争夺。建国以后，重西轻中，重西轻民（族医）的思想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事业曾经走过弯路，近些年否定诋毁中医的文章时见报端。过去全国中医药界靠团结与斗争保存了国粹，今后仍然必须精诚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团结无坚不摧，而内耗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只会削弱自身。无论是全国的中医药行政管理界，还是中医药学术界，都要居安思危，常怀忧患意识，精诚团结，自尊自信，自强不息，很多时候要以民族事业大局为重，甚至忍辱负重，舍己卫道，用一百万个中医药人员的二百万只手，来构筑振兴中医的历史大厦。
6.3发展中医药事业，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学。在二、三十年代，中医在法律上没有地位，在学术上得不到国家卫生部门的承认，因此，当时中医药界为之拼死奋斗的是争地位，求生存，其它方面则无力顾及。今天状况已不同昔，中医的法律与学术地位都得到了国家承认和社会公认。但是，中医事业的资源匮乏，学术发展又较慢，这种状况很难与迅速发展的西医长期并存、并驾齐驱，因为谁执未来医疗市场之牛耳，要看谁拥有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而目前西医在资源上已占优势，学术上的发展亦较迅速。因此欲兴中医必须综合治理，三足竖鼎，以党的政策为保证，以政府投入为基础，以提高学术为目的，使机构、队伍、学术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与提高，这样，千年歧黄之术方能立于不败，并永驻神州。
参考文献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甄志亚等：中国医学史
刘文录：中央国医馆的始末
肖国士：替中医说话的国民党高官
（原载于《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1991年第8期 总第77期，作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
